秋日暖阳,走在山阴道上。草木日枯,秋花未明,松、柏、竹迎面送来一波冷绿。唯有高高挑起的柿子,像极了一个个红灯笼,借着明朗的阳光涂抹起兴奋的暖色。瞬间,山色的萧索竟那般地模糊起来,我们欣喜地高叫:“柿子红了,好红的柿子呀!”
这些杂陈于山间的柿树看上去都有好些年成了,皆是些瘦骨嶙峋的细高个,一看就是原来的老品种。因为搬下山的住户越来越多,这些老柿树再也无人看管,大有自生自灭的趋势。我想:失去了经管的柿树除了拼尽力气从地底下吸收可怜的营养之外,就是全凭一点雨露的施舍了,弃儿一般的命运,着实让人疼惜。
在山坡的拐角处有一颗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高大的柿树。漆黑的主干有两三米,主干上分生出三两个枝干,足足有三层楼那么高。枝干上再分生出许多枝丫,这些枝丫弯弯曲曲纠缠不清,枝头挂着半残不落、营养不良的些许树叶,犹如癞子头上稀稀拉拉的头发。有的黄中透绿,有的半绿半黄,有的全黄了,在秋风中战战兢兢,诚惶诚恐。唯有红红的柿子高高地挂在枝头,没人够得着,也没人想够着。深山里,那点傲人的“红”就寂寞地憔悴了,只留下一地烂熟的柿子,在阳光下散发出甜哑哑的果香味,似酿过了头的米酒,有点嗜心的迷幻。
此情此景,我不禁回想起八十年代我们到长岭读初中的时光。在那个以脚劲见长的时代,交通极为不便,大多数人家因为经济拮据,舍不得掏车费。横在广福与长岭之间的那条独公路,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只能用脚去丈量了。在我们必经之路有一户人家,那户人家的土墙房子旁边是一片小树林,种着各种树木,其中有一颗高高的柿树,每到秋天,结满了圆实鲜亮的柿子,高低错落地挂在漆黑的树枝上,仿佛夜间点燃的小灯笼,每一个都由内到外地透着蛋黄色的光,正在给夜行的人照亮似的,极显眼,也极温暖。我们走得口干舌燥的时候,眼睛自然被它勾去了,不知不觉就放慢了脚步,总想摘几个下来解馋。(那时,我们还不知道柿子是要进坛子才能吃的)可柿树长在高坎上,显得高不可攀,常常引发我们思考采摘柿子的好办法。有人说搭个长楼梯上去摘。立马有人反对,树那么高,哪儿去找那么长的楼梯?我建议用竹竿打。立马有人回应,树那么高,打下来的柿子早就摔烂了,吃不得。有人说几个人抱着树使劲摇,几个人去接掉下来的柿子……大家想来想去,都没找到可行的办法。一周又一周,我们依然结伴而行,树上的柿子起初仗着青春的活力,不厌其烦地向我们眨着眼睛,抛着媚眼。我们也一次次馋虫跃上心头,但终归不过是望梅止渴罢了。秋深了,水霜白霜轮番上阵,柿子由橙黄变成橘红,逐渐失去了外放的力道,目光柔和了下来,成熟的气韵却独领风骚,更是醒目,更见喜人。渐渐地,一个个红灯笼不见了,我们都以为被主人摘食了。直到今天,我才知道,柿树顶上最招人喜欢的红柿子最终的命运——落在地上烂掉了。
其实,柿子落得这样的命运绝非偶然。我们家乡早年的柿树都长得特别高,枝干收得比较紧,不是那种旁逸斜出得可以当作伞的造型。每年,柿子高挂枝头,由青绿到红黄,不是摘完的、吃完的,而是看完的、掉完的。那么高的树,那么陡峭的枝干,谁都不愿意冒险上树采摘。而且柿子是很特殊的水果,不能从颜色上看生熟,即使是红艳艳的、熟透了的柿子也不可能即采即食,别看它黄亮得喜人,咬上一口,涩得上下牙都黏在了一起,张不开嘴。必须要把摘下来的柿子挨个放在坛子里,盖上干稻草,然后用黄泥封口,捂上十天半个月才能取出来吃。出坛的柿子又红又软,吃起来甜得腻心,最适合牙口不好的老年人。听人说,在枝头熟透的,变软的柿子不进坛就可以直接吃,但那么熟的柿子,在枝头哪挂得住,大多数还是直接掉在地上摔烂了,没有看相,也脏得很,几乎无人捡食。
从山里归来,我问从山上嫁到平坝的婆婆:“柿树开不开花?”婆婆说:“不开花怎么结果?”我又问:“开什么颜色什么样子的花?”婆婆说:我都下来快五十年了,只记得每年春天山上好多柿子树都开花,什么颜色,什么样子都想不起来了。“我很失望,为什么,我们很多人都没注意到柿子花呢?难道是花太小。我们读初中的时候怎么也没看到路旁的柿树在春天开花呢?唯一的答案是,柿子的果实比花朵更鲜艳,更抢眼,更有魅力,它是秋色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。
山里的柿树,默默生长三、四十年了吧,或许更久远也不可知。如今,新农村的召唤,山中大多数住户都移居到山下去了,家家户户水电气三通,彻底告别了柴火煮饭的岁月,只有柿树连同那些老朋友还滞留在原地,守着荒凉的山岗,护着贫瘠的土地,不离不弃。在它们身上,没有遗弃的悲伤,尤其是柿树,春天里开着花,秋天里结着果。在无人问津的日日夜夜,那一片傲人的柿子红,熬到秋霜染鬓,也依然笑面如花。